每一個機構都掌握著賞罰大權，而且不能逃避對由此產生的后果承擔責任。每個企業天天都以名目繁多的形式進行獎勵，包括晉級、工資、紅利、優先認股權、津貼、工作保障、地位、表揚和進修機會等等。這些那是做生意必須付的代價。當然代價也會換來收益，即雇員們良好的工作行為。這種投入和收益的關系是由于強化獎勵與良好行為間的隨應關系發揮了作用而產生的。可悲的是，我們多數企業在這方面的知識還極端貧乏。處于領導階梯兩端的人物更是如此。

 

   我在前面提到自己大學畢業后，曾在北卡羅來納州首府羅利的一所青年監獄工作過。那時我是350名犯人唯一的輔導員。我先試著用一對一的方式給他們做工作。但很快我就意識到，每周一小時的輔導對他們行為的影響與一周其余時間生活環境對他們的影響相比，真是太微不足道了。犯人的行為受獎懲制度的嚴格控制。遺憾的是，看守們只管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獎懲制度則完全由犯人自己掌握。犯人們在權力、地位和待遇上都有自己的等級制度。甚至還設立了物質鼓勵和性欲滿足等形式的獎賞。

 

   我很快放棄了一對一的輔導方式，試圖對整個生活環境進行管理。在聯邦政府的大力資助下，我依照自己學到的關于行為改造的基本原則，對另一所關有150名年輕重犯的監獄進行了重新設計。

 

   這所監獄里有四間完全一樣的宿舍，我把它們改裝成豪華間、上等間、標準間和簡易間，按等級配備電視機、地毯、窗簾等享受設施和晚間優惠項目。我們廢除了監獄免費午餐制度，并征收房租。任何犯人都不能享受免費食宿。我們讓犯人在監獄工廠里勞動，每周勞動所得以支票形式支付。監獄生活區里的一切物質、精神享受都要付錢。我們建起一所銀行，所有交易全憑支票甚至允許透支。一切支付都以“點”計算。這些“點’與自由社會中的鈔票具有等同的價值。監獄一下子成了微型的經濟社會。犯人憑每周的工作表現和監督人員對他們工作的評價領取工資。他們可以拿著支票去看電影，付房租，下飯館或享受其他優惠。在這之前，犯人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所以沒人好好干。現在突然轉變了，變得與真正的經濟社會一樣了。在這個制度下，犯人們可以學習如何賺錢、競爭，如何給工長留下好印象，以及自己選購物品，選錯了還得自食其果，等等。所有這些技能，他們在入獄前是沒有學過的。有趣的是，犯人們都喜歡這一制度。他們干活賺錢自得其樂。監獄管理人員如今能更有效地控制犯人了，因為犯人的一舉一動帶來的后果，與他們個人的利益緊密相關了。同時管理人員也能用更積極的方式去引導犯人的行為。懲罰的次數逐漸減少，因為為了掙錢，犯人都積極工作。監獄工廠的產量增加近一倍，事故、機器故障、消極怠工等現象明顯下降。盡管這些都是重犯但把他們置于一個承認他們的工作成績、多勞多得的環境中，他們也會表現出極高的勞動熱情。

 

   做了上述實驗后不久我就到真正的工業環境中工作。令我驚奇的是，盡管企業采用的獎勵方式比監獄要有效一點、但決不像我想像的那么成功。大多數工人只憑出勤率拿工資。整個情形與伍迪艾倫寫的“80％的成功可能已經顯現”相反，只有20％的生產力水平得到發揮。如果以較好的態度從事工作，還有80％的生產力可以得到，這要靠賞罰分明的制度。